降边嘉措:深切怀念王尧先生

【编者按: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于2015年12月17日去世,享年87岁。本文作者降边嘉措是藏族作家,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人,专门撰写此文纪念王尧教授去世一周年。降边嘉措1960年正式开始创作生涯,经过20年的反复修改,于1980年发表了中文长篇小说《格桑梅朵》,2年后又将其译写成藏文。后来从事格萨尔王传和藏文化研究。曾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,全国《格萨尔》工作小组组长等职。降边嘉措的代表作《格桑梅朵》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。降边嘉措还为班禅和达赖当过汉语翻译,为周恩来、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过藏语翻译。】

时光飞逝,岁月无情。王尧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,但是,王尧先生的音容笑貌,举止谈吐,连他那不算明亮却充满智慧和机敏的目光,他那特有的手势,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眼前,恍如昨日,挥之不去。从我认识王尧先生,到他不幸逝世,整整60年,是一个甲子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,多少往事,涌上心头,感慨万千,千言万语,万语千言,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

关于王尧先生的学术成就,他的同事和学生,多有论述,讲得都很好,我就不再赘言。仅就记忆所及,回顾我与王尧先生的一些交往过程,以表达我对王尧先生深深的怀念之情。


初次相见

我与王尧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6月—7月,我们一起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翻译任务。那时还没有成立民委翻译局,而民族出版社人手不够,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,从全国各地抽调翻译人员,有蒙、藏、维、哈、朝、彝、傣等几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人员,而最多的是藏语组。喜饶嘉措大师被聘请为藏文翻译组顾问,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(蒙古族)兼任组长,平措汪杰任副组长,藏文室的全体成员,他们当中有昂旺格桑、黄明信,还有曲洛拉(汉名李春先)、郭和卿等guomindang时代在南京mengzang委员会担任过翻译的老翻译家。此外聘请的专家有中国fojiao协会的法尊fashi、巨赞fashi等人,青海的桑热嘉措(省教育厅副厅长)、才旦夏茸,四川的木格桑登、扎西泽仁(时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(即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)党委宣传部部长)等zangqu有名的专家学者。中央民族学院参加翻译的有于道泉教授和王尧。于道泉是著名教授,而王尧当时还是刚毕业的年轻人。我们西南民族学院被调来参加翻译的有格桑悦希老师、戴贤和我三人。还有西北民族学院的高炳晨老师和五、六个学生。

当时西藏尚未进行minzhugaige,公路也刚刚修通,交通不便,没有请西藏的专家,只有两位参加,一位是彭哲同志,他是张经武将军的专职翻译,另一位是邦达多杰的秘书多吉杰博,张经武和邦达多杰是人大代表,直接参加会议,彭哲和多吉杰博就被派来参加大会的翻译工作。可以说是全国翻译工作者的一次大聚会。之所以要调集那么多人,除了为二次会议翻译,还要继续完成一届一次会议文件汇编的翻译出版任务,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宪法,即“五四宪法”。

整个翻译组被安排在东四宾馆,这座宾馆至今还在,地址,名称都没有变。每次路过这座宾馆,都会引发我很多联想,有一种宾馆依旧,人事全非的感慨。王尧我俩也曾多次谈论过这些话题。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,几乎都有一个故事,都是一部历史。

在整个藏文翻译组,最年轻的是戴贤我们俩,那一年我们俩都只有17岁,其次就是王尧,他比我们大几岁。当时我们都是新手,不能担任主要翻译,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,如校对、核对、抄写。那时没有藏文打字机,更没有电脑,要用铅字排印,而排字工人都是汉族,他们不懂藏文,看不懂楷书,更看不懂草书,而老专家们只会写草书和小楷,就由我们这些新手抄写成工工整整的正楷藏文。抄完了要校对;工人排了版,又要校对,而且要反复校对多次。要求很严格,工作量很大,而又繁琐细致。当时参加抄写、校对的,有十几个人,还忙不过来,常常加班到深夜。抄写藏文正楷,似乎不是王尧的强项,他也没有兴趣。戴贤我俩写得很认真,第二年我俩被调到民族出版社,从事翻译、编辑工作,一写就写了24年,直到1981年初离开出版社,那时才有电脑,有藏文软件,再也不用铅字排版,铅字印刷。开始了藏文印刷的电子排版时代。我们经历了一个时代,结束了一个时代。后来的同志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当时王尧给我的感觉是热情、好学,好交友。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文班第一期学员都是很优秀的,被称为“黄埔一期”,后来大部份都成了我国藏学界和教育战线的骨干和中坚力量。在几十名学员中只选王尧一个人,跟于道泉教授一起来,说明学校领导也十分看重他。王尧喜欢用一切机会与来自各地的专家和翻译人员交流,而且他尽量用藏语。那时他的藏语说得还不流利,词汇量少。他学的是拉萨话,而且会一些敬语。在与人交谈时,他能够把自己所知道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充分加以运用,用得恰到好处,给人一种懂得很多的印象。这一点给我很深的印象。王尧勤于学习,也善于学习,而且能够把自己懂得的知识发挥到极致。以后学习英语,进行国际交往也是这样。这种特点和优点,贯穿了王尧一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。

一起搜集、整理和翻译新民歌

1955年,中央决定成立民委翻译局,1956年格桑悦希老师、戴贤和我也被调到北京工作。1958年在毛主席亲自推动和关心下,全国开展了“新民歌yundong”。“新民歌yundong”是“文化dayuejin”的一个重要内容,而“dayuejin”又是“三面红旗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的领导同志对新mingeyundong非常重视,决定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“caifeng活动”,藏族地区是一个重点。对于1958年的“xinmingeyundong”,文艺界和社会上有各种评论,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,到1959年下半年就停止了。但是,促进和推动了少数民族民歌和民间文艺的发展,却是事实。当时,中宣部做了两个意义深远、影响至今的决定:

第一、在全国zangqu开展藏族英雄史诗《格萨尔》的搜集整理工作,争取尽快搞出一部分成果,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。鉴于当时西藏还没有进行民主gaige,责成青海省有关部门负责。

第二、编写《藏族文学史》,责成中央民委负责。中央民委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央民族学院。那时王尧他们都已毕业,并留校工作。学校指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马学良教授担任编写组组长、成员有佟锦华、耿予芳、徐盛(多吉)、王尧等同志。民委还责成民族出版社负责出版。社里又指定图旺和我担任责任编辑。这样,我与王尧等同志就有了正式的、直接的工作关系。

当时是“dayuejin”时代,dayuejin的思维和“大bingtuan作战”、群众yundong的治学方式,也影响了我们。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三个月就写出一部洋洋一百多万字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并以此来pipan胡适搞了大半辈子,才写出几十万字的“半部文学史”。虽然早在1955年我们到北京参加翻译时,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pipan“lianghu”即胡风、胡适的yundong,但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胡适是何许人。王尧却很熟悉,给我们讲胡适,讲北大dayuejin的经验。当时大家都认为,《藏族文学史》以dayuejin的速度,用“大bingtuan zuozhan”的方式,很快就可以完成。

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王尧很积极,热情很高,马学良教授也很器重他。同学中,他的汉文最好,文笔流畅,他主动担任藏文典籍的汉译工作。《sajia格言》是他们学藏文时的课本,马先生就让王尧先翻译《sajia格言》,作为《藏族文学史》的第一部资料本,总结经验,再全面铺开。

不久,1959年3月,拉萨发生“san10”事件,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发布命令,决定实行minzhu改革。民院的学生都被派到西藏去参加minzhu改革,同时继续进行“caifeng”,搜集minzhu改革后新产生的新民歌。佟锦华、耿予芳、徐盛(多吉)、王尧等同志都参加了新民歌的搜集、翻译工作。中共西藏工委和中央民委对这个工作都非常重视,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,由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将军亲自撰写前言,以《藏族新民歌》做书名,用汉、藏两种文字对照出版。西藏开始pingpan改革后,翻译任务很重,图旺的事很多,这本书的责任编辑,就由我担任。这是西藏jiefang后出版的第一部民歌集。

大家知道,1959年之后,西藏pingpan改革的任务很重,而国内发动“大yue进”,接着是“三年jingji困难”,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,连吃饭都发生困难,《藏族文学史》的编写工作实际上就停下来了。1958年根据中宣部指示开始编写的《藏族文学史》的实际成果只有一本《藏族新民歌》。而王尧翻译的《sajia格言》后来他自己以个人的名义、自己找出版社出版了。这件事也引起同学们、同事们的不满和非议。从那以后,王尧退出了文学史的编写工作,自己“单干”,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,这种“单干”,是“个人主义”、“mingli思想”、“成名成家”的典型,受到批评。而其他同志则继续坚持文学史的编写工作,并作为终生的事业。
从这件事,也可以看出王尧的个性和他与其他同学的差异。




研究敦煌藏文文献

文革十年,民院是重灾区。王尧因种种原因,作为“只zhuan不红”、“走bai专道路”的典型,受到的冲击和伤害比其他同志更多更大,自不待言。教学和科研基本上都停止了,很多教职人员的业务都荒废了,生疏了。但是,在民院藏文教研室有两个另类,那就是王尧和庄晶。王尧则打着编写《藏族文学史》的名义,潜心研究藏文历史文献,重点是敦煌藏文文献;庄晶则专心研究仓央嘉措,翻译《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》。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,这些学术工作,几近“地下活动”,只能偷偷地进行。

从1960年民族出版社的书刊质量检查yundong之后,上级明确规定我们民族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马列著作、毛主席著作与党和国家重要的文献,不准出版其他读物,更不能出版“封、zi、修”的东西。wenge结束,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经上级领导批准,出版社开始放开图书限制,允许适当地出版一些其他方面的读物。我当时是藏文室图书组组长,他们两位都找到我,要求出版。那时还实行军管,有geming委员会,我就去找刘主任汇报。刘主任是一位很厚道的“老八路”,他不懂藏文,也不熟悉出版业务,他说:“你就当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吧,好好把关,你看没有问题就出版吧,我来签字,出了问题我负责。”出版社一直严格实行三审制,上级早就明确规定:所有shezang图书都要经出版社领导审批签字,才能够印制出版。

这样,在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,王尧和陈践老师合著的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和庄晶老师的《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》得以正式出版。这是王尧老师发表的第一部重要的藏学著作。也是我在出版社24年编辑出版生涯中,出版的最后一批著作。

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第一位兼聘副研究员

1980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,并被录取。1981年1月8日,我到院里报到。不久,院里任命我担任藏族文学室主任,同时担任全国《格萨尔》工作协调小组(后来改为“领导小组”)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。一套班子,两个牌子。名称不小,任务很重,但实际上只有几个人。当时院里有一个政策,可以在社会上招聘科研人员,给予相应的职称。那时民族学院也开始评职称,佟锦华、耿予芳等老师都被评为副教授,他们都是党员。唯有王尧和庄晶没有评上。庄晶老师愤而离校,移居澳门,找亲戚去了。王尧来找我,要求聘为副研究员。那时我们民族文学所和民族所实行社科院和国家民委双重领导,社科院任命贾芝为所长,民委派马学良担任副所长,兼学术委员会主任。我向两位所长汇报,王尧是马先生的学生,对王尧和学校的情况十分清楚,对王尧很关心,很同情。他说:王尧的学术水平很好,完全应该评为副教授,之所以没有评上,是几十年来同学们之间的矛盾太深,我们所可以聘请他。贾老很尊重马先生的意见。于是我就去院部,办了手续。王尧成为我们所第一位兼聘副研究员,也是我们整个社科院第一批兼聘的高级职称。

后来我们所又聘请佟锦华、耿予芳担任副研究员。按当时的政策,兼聘人员,与工资不挂钩,不占正式编制。但有学术身份,可以参加研究所和院里组织的所有学术活动,可以承担研究课题,可以使用科研经费,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。王尧以我们文学所副研究员的身份,先后与我院民族所、历史所等有关部门联系,并成为他们的兼聘副研究员。

1981年上半年,经院领导批准,我们所邀请法国著名东方学家、《格萨尔》专家石泰安来华访问。当时我正在西藏调研,所里催我回京接待。我说我正在拜访扎巴和玉梅等著名说唱艺人,建议请王尧接待,所领导同意了。王尧的英语用上了派场,很好地完成了任务,也与法国的有关藏学机构建立了联系。

石泰安教授不仅是我院邀请的第一位藏学家,也是我国邀请的第一位藏学家,开始与guojizangxue界建立了联系。

几年后,学校评正教授时,王尧又遇到了困难,佟锦华、耿予芳等人都评上了,王尧却没有评上,理由是,他参加社会活动太多,上课时间太少,课时不够。敦煌文献等著作,属于历史学,不属于文学,他也没有参加文学史的编写。我院也取消了兼聘的政策。经民院领导协调,王尧到历史系评正教授。由于是跨学科评职称,学校担心有人会议论或攀比仿效,通过马先生要我写一份推荐信,理由是:

第一、王尧的重要学术著作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我是责任编辑,要我说明这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,王尧在zangxue研究领域的贡献和影响。

第二、说明王尧是我们所的兼聘副研究员,参加了两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,一个是《藏族文学史》的编写;二是《格萨尔》的研究。这两个课题都与藏族历史密切相关。

实际上自聘为我们所的副研究员后,基本上没有参加这两个课题,一是没有兴趣,二是与其他老师不和。

但是,王尧先生知识面广,外语也好,口才好,信息量大,汉语、藏语都讲得很好。我之所以强调一位汉族老师汉语讲得好,是因为老一辈藏学家们大部分是西北西南地区的人,普通话讲得好的没有几个,他们讲的话口音很重,一般藏族朋友听不明白,王尧也是南方人,他却能够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,他讲的汉语和藏语藏族同志都听得明白。在讨论藏族文学史和《格萨尔》时,他旁征博引,论证学科建设的重要性,对有关领导理解我们的研究情况,关心、支持我们的课题,很有好处。我按照学校的要求和马先生的提示,做了尽可能好的评价。

这样,王尧先生在民院历史系评上了正教授。

到日本参加guojizangxue会

1989年6月,第五届guojizangxue会议决定在日本成田举行,他们正式邀请多杰才旦、东噶•洛桑赤烈、(西藏还有一位)王尧、童恩正和我等6位大陆的藏学家参加会议。这是guojizangxue会第一次向大陆学者正式发出邀请。

那时我们对guojizangxue会的真实情况并不太了解,普遍的看法是:它受“meidiguo和dalai集团的支持和控制”,每次开会,dalai都致电祝贺;都是欧美的人、印度人和国外藏人参加,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;他们为“zangdu”造舆论,是国外敌对势力进行fanhuafangong、fenlie祖国的一个工具。国内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。

当时,正是“六四”以后,国内外政治形势比较严峻,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,对我们实行“制裁”,更强化了这种观点和情绪。在这种政治形势下,究竟是接受邀请去参加会议,还是拒绝邀请,进行抵制,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。我们受到邀请的学者互相之间也交换了意见。

王尧、童恩正教授外文好,信息比较多,他们和东噶洛桑赤烈教授出国访问的机会比较多,在国外藏学界有较大影响,对国外学术界的情况也比较了解,他们采取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态度,认为对国外藏学界和藏学会不能采取这样简单的态度,认为“国际zangxue会”基本上是一个学术团体,而不是一个政治组织,更不是支持“zangdu”的组织,我们应该采取接触、对话和参与的态度。我赞成他们的意见,在我与国外藏学界接触的过程中,也有这样的感觉。

我们认为,国际上,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“zhicai”和封锁,企图孤立我国。现在人家主动邀请我们,这是一个机会,我们不能自我孤立,应该走向世界。改革开放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。因此,我们决定接受邀请,采取积极参与,正面引导的态度。

多杰才旦同志明确表示不参加,提出不但要抵制,还要提出抗议、pipan。后来他以中国zangxue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名义给大会发电报,抗议历届国际zangxue会都宣读dalailama的贺信,实际上是以学术的名义干预政治,支持“zangdu”活动。言辞比较激烈。

东噶教授在西藏,没有得到批准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西藏另一位得到邀请的学者,甚至不愿让人知道他得到邀请,怕别人说他与“dalai集团”有关系,他不打算去。

王尧和童恩正教授是汉族,与“zangdu”活动没有关系,比较主动。二位当时就在日本进行学术访问,参加与否,都很容易。

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则认为,不应该抵制,而应该积极参与,以便加强与guojizangxue界的联系和合作。我首先向所领导汇报,他们说,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,西藏的事比较敏感,你先去请示统战部吧,他们要是同意,我们再向院里报。

我到统战部直接向二局局长张声作汇报。他已经知道这件事,他说,部里的情况你也知道,明复同志免去了部长职务,正在受pipan,作检讨,丁部长(丁关根)刚来,事情多得很,顾不上这些事,统战部不打算做统一安排,各位专家按自己的系统申报。声作同志又说,你们社科院是部级单位,有审批权,你们的外事活动也很多嘛,你找你们领导批就行。

我立即向所领导汇报,他们让我向院里汇报,院里怎么决定,就怎么办。

我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,找职能部门没有用,他们决定不了,假若他们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,不但耽误时间,还会增加审批的困难,就直接向胡绳院长汇报。胡老简单地向我询问了有关情况,就问我:你认为不应该抵制?我汇报说:我认为“liusi”事件的影响是暂时的,改革开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,是不能逆转的,抵制国际zangxue会,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。

我举例说:1956年国际奥运会在墨尔本举行第十六届夏季奥运会,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,中国台湾也得到邀请,于是我们就抵制奥运会,说:“绝不与国民党fandongpai同在一个国际舞台上”,“要坚决与国民党fandong划清界限”,公开pipan国际奥运会“制造liangge中国”,是“meidiguo控制下的一个fanhua工具”。而国民党方面也公开表示“hanzei不两立”,反对国际奥运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。结果我们抵制了1956年的国际奥运会。这一抵制就是28年,直到1984年才第一次参加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。抵制那么长时间,对国际奥运会自然有一定的影响,但是,受害最深的还是我们自己,使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巨大影响,这几年我们大肆宣传许海峰一枪,实现零的突波,假若那时不抵制,早实现零的突破了,使我国很多优秀的yundong健儿失去了在国际体坛一展风采,夺取金牌,为国争光的机会。

胡老很认真地听取我关于1956年抵制奥运会的汇报,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,然后说:当时我在中宣部,对抵制奥运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比较熟悉,你在西藏,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?

我说,56年我刚好调到北京,给西藏妇女参观团当翻译,在上海观看中国代表团的表演赛。就简要地汇报了有关情况。

胡老听了汇报,好像比较满意,就说:现在郁文同志担任书记,他对民族工作很熟悉,你去向他汇报。胡老又说:就说我同意你去。

胡老的秘书白小乐带我直接到郁文同志的办公室。郁文同志曾担任人大民委党组书记、副主任委员,人大民委的主任委员由阿沛副委员长兼任,人大民委里还有好几位藏族领导人,因此我早就认识郁文同志。他与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的关系很密切,正如胡老所说,对民族工作很熟悉。我向他汇报,刚说了几句,郁文同志就打断我的话,直截了当地问我:大师(指十世班禅大师)圆寂了,拉萨发生saoluan,正实行戒严。“zangdu”分子和minyun分子在日本的活动很changkuang,你一个人去,出现复杂情况,你能够应对吗?

听郁文同志的口气,他已经知道有关情况,也知道国内只有我一个人去。心想,真是“民族问题无小事,xizang问题更敏感”,参加一个学术会,要惊动这么多部门,这么多领导同志。我汇报说:“郁文同志,您是知道的,党培养教育了我这么多年,我也见过一些世面,经历过一些事情,西藏的问题,我心里有数,无论发生什么事,我相信我能够应对。”

郁文同志点点头说:“那好,出现什么问题,及时向国内汇报,还可以找使馆帮忙。”
我向郁文同志说,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和支持,我一定谨慎地处理好有关事宜,请组织上放心。郁文同志还关心地嘱咐我:“注意安全!”

我到东京后,王尧和童恩正教授都在那里,我们见面后,我简要地介绍了国内的情况,又向我驻日本使馆文化处汇报。文化处一位同志说,他们也得到邀请,打算派一个同志去看看,让我们先去。会议在成田举行。

“国际zangxue会”,是上世纪70年代由10个欧美的青年藏学爱好者发起成立的,全是外国人,前4届会议,据了解,也是外国、尤其是美国学者居多,藏族学者很少,他们都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学者,有的甚至是在国外长大的,藏语讲得反倒不好,所以会议语言是英语。王、童英语很好,已经写好英文稿,决定用英语讲。

我到东京后,组委会安排我发言。因时间仓促,我只带了藏文和汉文稿,没有翻译成英文,他们要帮助我翻译成英文。没有同声传译,让我站在台上,请一位学者代为宣读。
我提出:既然是zangxue,会议语言首选应该说藏语,我要求用藏语宣读论文。王尧我俩还提出:

应该把汉语也作为会议语言,组委会同意了,大会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为20分钟,给了我30分钟,我讲15分钟,翻译15分钟。

我宣读的论文是:《<格萨尔>与藏族文化》。这是在guojizangxue讲坛上,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《格萨尔》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。后来以这篇论文为基础,写了一部专著,由胡绳院长亲自题写书名《<格萨尔>与藏族文化》,以示关怀,以资鼓励。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,1994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图书奖。

从第五届guojizangxue会议以后,藏、汉、英三种语言成为正式的会议语言。我成为在guojizangxue会上用藏语发言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。

公正地讲,前几次会议,人家也不是不让用藏语和汉语,会议是欧美国家一些中青年藏学家发起组织的,与会人员几乎全部是外国人,没有一个从大陆去的学者,只有少数几位从印度和其他地方去的zangbao,他们都懂英文,也就省去了翻译。

开幕那天,按惯例,主办方决定要宣读dalailama致大会的贺信。由于多杰才旦同志此前提出抗议,由于他特殊的身份,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,因此,在宣读贺信时,王、童我们三人出去,在休息室喝咖啡。等宣读完以后,再回来继续参加会议。

组委会给了我们dalailama贺信的藏文稿和英文译文的复印件。就一页纸,按照藏族书信传统,上下还空了许多,以示对对方的尊重。大意是说,得知世界各国从事zangxue研究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,研究藏族文化,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,我感到很高兴。作为一个藏族人士、shijia弟子,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,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。没有谈任何zhengzhi问题。

后来听国际zangxue会的领导成员(由七位学者组成,大会民主选举)对我们说,宣读dalailama的贺信,是为了鼓励大家更好地从事zangxue研究,没有什么政治目的。既然大陆方面把这件事看得很重,产生相反的作用,以后我们就不在大会宣读。回国后向院领导和统战部做了汇报。

从第六届国际zangxue会,再没有宣读dalailama的贺信。后来听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,dalailama也不再给国际zangxue会致贺信。


挪威之行

1989 年下半年,经院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,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召开第一届国际《格萨尔》学术研讨会。这时,中央统战部正式向我们通报情况:挪威nuobeierjiang评委会决定将1989年度的和平奖授予dalailama,要我们充分考虑会议上可能出现的问题,注意与会代表、主要是国外学者在会上的发言及活动,在政治上不能出任何问题。同时要求,所有计划邀请的国外学者(包括国外藏胞和港澳台的学者)在报院外事局的同时,还要报送中央统战部审批。我们都按要求和规定执行了。

当时,中央有关部门曾计划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,阻止挪威方面将和平奖授予dalai,除正常的官方渠道,还发动民间力量,包括藏学家去做工作,揭露和批判dalai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,搞“zangdu”的罪行,说不应该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这样的人。有关部门也找到王尧和我,说:你们俩刚从日本参加国际藏学会回来,也去过北欧,与国际藏学界有广泛联系,有很大影响,你们能不能去做工作?王尧表示愿意去试一试,为国家做一点贡献。我说,我没有去过挪威,也不懂外语,没有能力去做劝说工作,人家也不会听我的。我所能够做的,就是做好国内的稳定工作。

1989年10月,按照有关方面的派遣和安排,王尧先生到挪威和北欧几个国家去做劝说工作,我留在国内筹备国际《格萨尔》会议。后来王尧好像还到美国进行劝说。

阿沛、天宝等藏族的领袖人物和有关人士,对当时西藏的局势非常关心。阿沛副委员长叫我到他家里去,了解有关情况。我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,藏学界和干部群众、以及学生的反映,向阿沛老做了详细汇报。

阿沛副委员长对我说:我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:坚决反对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dalailama,正在采取各种办法加以阻止。现在我的处境很困难,所有的人都可以反对,你可以反对,王尧可以反对,但是,就是我不能反对。因为我是dalailama亲自派到北京,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首席代表,签订了《17条协议》。我要是反对,就等于背叛。我也就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。阿沛老问我:你知道吗?

我说,我知道,您现在的处境的确很困难,很多人对您不了解,不理解,还有些误会。

阿沛副委员长说,前几天李##找我,说“有关部门”要我公开发表声明,反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dalailama。我说,这样的声明我不能发表。他们好像很不理解,很不满意。

阿沛副委员长接着说:今天我找你来,就是想谈谈这件事。那天我给李##讲了,请他向有关领导汇报,看来人家要给dalailama和平奖,是阻挡不了的,我发表声明不发表声明,对于是不是给dalailama授予和平奖,一点作用也没有,顶多是要我一个态度。我现在所能做、也应该做的是,为藏区的稳定做一点工作。阿沛老说,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藏区出现两种情况:一是少数激进分子,错误估计形势,以为得到什么支持,得到鼓舞,趁机闹事。二是另外一些极左分子,趁机表现自己“立场坚定”,“旗帜鲜明”,大批特批dalailama,又来“文革”那一套。这两种情况,都会把西藏的事情搞乱。我给李##讲了,请他们向中央汇报,防止这两种情况,同时希望中央对dalailama,话不要说绝,门不要关死,要留有余地。

阿沛老打着手势说:我们藏族有些人很轻浮,很多事情,就坏在这些人手里。我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行动不方便。你年轻,接触面也广,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有关的人,尽一切可能,防止藏区再出现动乱。

阿沛老用藏语说那些人是“皮皮嚓布”。我想了几十年,也请教了许多人,这“皮皮嚓布”4个字,在汉语里始终找不到准确的词汇来表达,说“轻浮”太轻,说狂妄又重了一点,有好冲动,好出风头的意思。阿沛老的意思,是指那些容易惹事、闹事,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。

阿沛副委员长多次讲过,藏族地区每次闹事,骚乱的结果,受害最深的总是基本群众,是广大的劳动人民。

由于我没有去进行劝说,有关部门对我有看法。王尧按有关部门的安排去劝说,学校对他的看法并没有改变,也没有给予什么照顾。但有关部门破格让他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。这个职务,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,也是很高的荣誉。假若我没有记错的话,王尧是第一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的藏学家。

积极推动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和国际合作

王尧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,大家都比较熟悉,讲得也很多。我只想说一件事。改革开放初期,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藏学研究的情况十分陌生,“藏学”这个词能不能使用,都成了问题,王尧为“藏学”正名、释义,推动学科建设,做了许多努力。

我与王尧先生一起去参加过几次国际藏学会,他懂英文,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也比较多,被选为国际藏学会中国方面的理事。但回国后,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经我国政府批准,我与他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五届国际藏学会,他很兴奋,回国后一直积极推动在国内主办一次国际藏学会,多方奔走,到处呼吁,但是,直到王尧先生逝世,也未能实现,留下永久的遗憾。

王尧教授的遗愿和遗憾

王尧先生不幸病逝,大家都很悲痛,用各种形式表示怀念和哀悼。逝世后备受哀荣。

但是,人们是否知道,王尧先生生前却备受冷落,甚至屈辱。有志难酬,才华不能得到充分发挥。有人批评王尧是藏学界的“杂家”。知识面很广,涉及的领域很宽,说明他博学多才。另一方面,他的学问却不够深入,浅尝辄止,达不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。

我很理解王尧,他有他的苦衷,有难言之隐。以王尧的聪明,他何尝不知道学问要往深入去做。但是,客观上不允许他这样做,他往往不能够做自己想做、自己擅长的学问。在我印象中,王尧没有主持过一个重大课题,他没有必要的科研经费,哪个部门、哪个人找他写什么,请他参加什么会,讲什么课,他就去做。他知识渊博,极为勤奋,思维敏捷,笔头子快,又不甘寂寞,什么活动、需要什么,他都能够应付。正因为这样,也就不能深入,大部分是应景之作,只能做“杂家”,成不了专家。

有人挖苦他,到处去“打工”。作为一位有真才实学、想有所作为、而且有一定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的藏学家,这种角色,也让他十分尴尬,甚至痛苦。他曾亲口用汉藏两种语言对我说:“我是在支差(乌拉究)。”他没有说是“打工”,而是说“支差”。在旧西藏,在封建农奴社会,贫苦农奴没有人身自由,必须给农奴主支付乌拉差役。一位藏学家说出这样的话,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痛苦。

王尧先生的学生都主持重大课题,而且不止一两个,掌握大批科研经费,但作为导师的王尧教授却没有,常常还不得不依靠学生。在这种情况下,王尧先生不去“支差”,又能够做什么?

王尧先生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,也有很大的表现欲,耐不住寂寞。从积极的方面讲,有上进心,责任感,有抱负,善于学习,勤于思考,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。他的同学说,就是把他打趴在地,他也要抓一把土。文革期间,王尧是民院著名的“老运动员”,他被定性为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”,批判他有“成名成家思想”,“个人主义”,不让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,更不让他参加教学,只能做一些“资料性”的工作。但他却利用这个机会,学习专业,学习英文。50年代,在“一边倒”的方针下,民院聘请了苏联专家,大家都要学俄文。60年代以后,王尧已经意识到俄文没有大用,他开始偷偷地自学英文。没有英文专业书,他就读英文版“毛选”和《毛主席语录》,有很多地方不懂,又无处求教,他就硬着头皮学,死记硬背,能够成段地背诵。

后来他又向我要藏文版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毛主席诗词》和《毛主席语录》,他还用汉、英、藏三种文字对照着学,有时还和我讨论翻译中的一些问题。学校里的一些左派人士,尤其是一些与他有过节的老同学知道王尧不是为了“改造思想”、“提高觉悟”而学毛著,而是“别有用心”,继续走“白zhuan道路”,经常提出批评,还向工军宣队告状。但他读的全是“红宝书”,也拿他没有办法,只能警告他要“端正学习态度和动机”了事。

那个时期,我们都属于“民委系统”,学校不招生,他们没有什么事,我们时有接触,王尧曾多次私下对我说:学习总是好的,知识总会有用的,知识怎么能够没有用呢?他又鼓励我说:“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。”他打着手势给我说:现在商店里没有货,货架都是空的,我们手头也没有钱。但是,一旦货物丰富了,货架上东西多了,你手头却没有钱,照样买不到东西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钱人把东西拿走。知识是我们文化人的本钱,什么时候也不要放弃学习。

果然,文革结束,机会来了,在整个民族学院少语系,第一个出书,第一个走上讲坛,用藏汉两种语言给学生讲课的是王尧,有时还用几句英语加以补充和强调,深受学生欢迎。

在全国藏学界,第一个走出国门,用汉、英、藏三种语言与港、澳、台同胞及海外藏学同仁进行学术交流,并把港、澳、台及海外藏学研究的信息带回大陆的,也是王尧。
事情总是两个方面,王尧先生那种不甘寂寞、耐不住寂寞,强烈的表现欲,也得罪了一些人,遭到不少人的嫉妒,给自己招来不少的麻烦。

纵观王尧老师的一生,逆境多于顺境,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施展,他的家国情怀很少有人理解,他报效国家民族的心愿未能很好地实现,15岁读中学时,假期里路经新四军根据地写的一篇暑期作文《匪区纪行》,让他背了沉重的政治包袱,如影随形,一辈子都挥之不去。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损失,我们不用“党和国家的损失”这样庄重的词语,至少是我国藏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。

王尧老师,您做了您能做的一切。但愿您能够在另一个世界,心灵得到安宁!

降边嘉措
2016年11月21日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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